垃圾焚烧争议中如何前行 二恶英污染不应被夸大
垃圾焚烧争议中如何前行 二恶英污染不应被夸大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城市一面饱受“垃圾围城”之困,另一面也面临“无地可埋”的窘境。作为高度节约土地资源的无害化处理方式,垃圾
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城市一面饱受“垃圾围城”之困,另一面也面临“无地可埋”的窘境。作为高度节约土地资源的无害化处理方式,垃圾焚烧发电前景广阔,但也备受误解和争议。到底该如何趋利避害,让垃圾焚烧发电为更多人所接受,考验着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治理水平。
垃圾焚烧争议中如何前行 二恶英污染不应被夸大
焚烧发电是优先选择
垃圾,人人嫌弃,可并非毫无用处。新年伊始,一批应邀参观的深圳市市民代表就目睹了生活垃圾“变废为宝”的历程。在深圳市宝安区老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隔着控制室的全透明玻璃俯瞰,只见一只钢铁巨“手”不停地从垃圾贮存坑里“捞”起垃圾,送进近千度高温的焚烧炉,将垃圾焚烧发电。
“这个贮存坑可贮存几万吨垃圾,垃圾要先在这里存放,进行四五天的脱水发酵后再进行焚烧。每天的4000多吨垃圾可发电170万千瓦时。”老虎坑电厂负责人钟日钢介绍,该厂通过垃圾焚烧发电,每年减少垃圾直接填埋量10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约1750吨、氮氧化物666吨,发电约3.6亿千瓦时。
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以卫生填埋、高温堆肥为主,需大量占用土地,也容易带来环境污染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大中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愈发“捉襟见肘”。2009年以前,北京市90%以上生活垃圾采用卫生填埋方式,每年消耗500亩土地。据2013年的统计,北京市8座大型垃圾填埋场3年内将被填满。近年来,垃圾焚烧发电因高度节约用地且更加环保,得到快速发展。
上海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垃圾焚烧具有项目用地省、处理速度快、减容效果好等优势:垃圾焚烧厂的用地面积是垃圾填埋场的1/20-1/15;垃圾在填埋场中通常需要7年到30年的分解时间,焚烧处理只要2小时左右;垃圾通过填埋可减少30%容量,而焚烧可减少90%。“通常来说,对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稀缺的大中城市,应该优先选择垃圾焚烧方式。”张益说。
从1979年到现在,深圳市每天产生的垃圾由7.5吨增长到1.5万吨,增长了约2000倍。为此,深圳市建成7座焚烧发电厂,日垃圾焚烧处理能力7875吨,焚烧处理率达51%,年发电量约11.6亿千瓦时,总规模达全国之最。深圳市还制定了“争取在2020年实现全量焚烧”的战略目标。
二恶英污染不应被夸大
对于垃圾焚烧发电,人们最大的担心,莫过于焚烧会产生二恶英污染。对此,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环境化学与生态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明辉表示,生活中的二恶英排放源很多,空气和食品都含有二恶英,地球任何角落都有。而生活垃圾燃烧排放的二恶英非常少,不足总排放量的百分之一。
据德国权威机构研究,如采用严格的欧盟污染控制标准,垃圾焚烧产生的污染仅为垃圾卫生填埋的1/50左右。此前环保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将二恶英类控制限制在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
老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将垃圾焚烧后剩下的废气,通过管道运送到烟气排放车间,经过倒三角形的半干式反应塔、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有害物质得到吸附沉淀。“经过实际检测,不仅是二恶英,废弃物中其他有害物质含量都低于欧盟标准,所以市民不必担心垃圾焚烧的危害。”钟日钢说。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聂永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业内提出了“面向未来的蓝色垃圾焚烧厂”理念,“蓝色垃圾焚烧厂”具有更严格的烟气排放指标、更显著的能源利用效率、更先进的资源综合利用、更透明的企业运行情况和更完善的公用服务设施。
张益介绍,“蓝色垃圾焚烧厂”采用温度场成像与自动燃烧控制相结合的智能燃烧控制系统,以实现垃圾在炉膛内的充分稳定燃烧,可以使炉渣热灼减率小于3%,并大幅降低烟气污染物的产生量。采用脱酸效率更高的湿法工艺,并增设全球最先进的SCR低温催化脱硝及分解二恶英的设施,以大幅降低二恶英及氮氧化物等排放,较欧盟标准严格2倍,而较高温催化剂的能量消耗减少50%以上。
“邻避效应”有待化解
垃圾焚烧发电虽具有明显优势,但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近年来,不少地方因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问题,频频引发“邻避”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所谓“邻避”,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产生嫌恶情绪,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由此采取的强烈、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行为。如湖南某地示范工业园区垃圾焚烧项目遭到附近高校教职工的反对等。
究其原因,当地群众反对的不是垃圾焚烧,而是反对把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己的家门口。“反建和反焚烧是不同的概念。反建是社会问题,反焚烧则是技术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表示,垃圾处理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形成合力。
化解公众信任危机,要靠政府在项目决策时提高公众参与度,充分听取市民意见和建议,做到全过程公开透明、合理合法,努力争取市民的理解与支持。例如,北京市经过沟通与协调,最终决定放弃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厂,而将投资20多亿元、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户到相对偏远的门头沟区鲁家山。
另一方面,对于公众担心垃圾焚烧发电厂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既要提高技术水平和处理标准,也要做好环境信息公开,随时接受群众监督,消除群众疑虑。“由政府部门委托第三方进行常态监管,并采用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的机制,对运行管理水平进行综合考评。”张益表示,应建设数字化焚烧工厂,在厂界内、工房内设置无死角的监测和监控站点,实时采集各项工况指标,污染物排放指标实时上传到政府部门指定网站,公众可实时查询,也可调阅过往数据。实行无厂界的开放式管理方式,公众可通过预约到焚烧厂进行参观和查询。同时定期对焚烧厂的管理情况、运行状况等进行总结和公布,全面接受社会监督。
聂永丰还建议,应由政府主导在垃圾焚烧厂周边建设主题公园,实现绿化覆盖率增加50%以上,污染物本底值降低30%以上,通过垃圾焚烧厂建设带动周边环境整体升级,大幅提高区域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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