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利用30~4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0年的工业文明过程。相应的，发达国家的水污染治理在200年内慢慢展开，中国则是集中体现，所以我们的问题相对严重。虽然经过“十八大”以来的污染治理，我国水环境问题不断改善，但仍旧面临不小的压力。
不久前在杭州召开的2019首届中国水环境发展论坛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彭文启指出，目前重要水污染问题包括：粪便污染、有机污染、盐渍化、重金属污染、硝酸盐污染、核放射废料污染等。
彭文启给出了一组数据：全国评价的36个河湖水体中，属于不健康及亚健康的占60%左右，全国河湖生态状态整体偏差。而全国客户生态状况恶化的主要表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生态流量不足，河川径流过程变异显著；水污染问题依旧严重、湖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水功能达标率低；水生生物完整性普遍性受到破坏，重要敏感生物生存状况堪忧；供水等方面功能的保障程度不满足需求等。
可以说，我国新老水问题复杂交织，水安全已全面亮起红灯，高分贝的警训已经发出。水旱灾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损害等重大水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建设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对水生态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既有污染问题，还有饮水安全保障的问题，以及水生态健康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亟需破除的掣肘。”彭文启说。
在强监管的新要求下，水质监测对于水生态污染治理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资料显示，我国水利系统水质监测始于1955年，当时主要以天然水化学测验和泥沙颗粒分析为主，是水文测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1969年-1973年间，开展主要水系的水污染调查评价工作。从此，水利部门全面开展了支撑全国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水质监测工作。截至2017年我国水利系统地表水水质监测站达16123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站共9677处，水生态监测站789处。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水文监测站网体系建设，要求从强监管的需求出发进行整体优化，使水环境监测变成行业监管的“尖兵”与“耳目”。
针对江河湖泊的监管，彭文启强调，水质监测的重大任务包括水资源保护、执法监管、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水污染防治、水源岸线管理保护等几个方面，并遵从集中“治乱”、系统“治病”、科学“治根”3大路径。
水资源的监管则囊括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质量、地下水水质、农村饮水安全、调水水质保护、水库水质保护等。此外，京津冀河流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乡村振兴、新型城市化等国家重点战略都对水质监测有明确的要求。
2019年5月，人民日报曾发布《尽快扭转核心技术卡脖子的被动局面》一文时强调：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如期打赢三大攻坚战面临不少难啃的“硬骨头”；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全面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增强加快自主创新的紧迫感危机感，尽快扭转核心技术卡脖子的被动局面。
为此，彭文启表示：“要扭转水生态环境监测的核心技术“卡脖子”，就是打破水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相关仪器设备及软件受制于人的局面，提升水质监测仪器设备和软件平台的自主创新水平和占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