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年度热词“APEC蓝”荣登各大盘点排行榜的榜首，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为了保证空气质量达到良好水平，北京及周边5省市采取了一系列空气治理措施，久违的蓝天白云重新出现。根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11月3日上午8点，北京市城区六区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接近一级优水平。这与此前华北10月份接连出现的重霾天气形成天壤之别(比如，10月9日，北京空气污染指数高达393)。
“人努力，天帮忙”，蓝天是APEC送给北京的一个礼物。“APEC蓝”一词—形容短暂而易逝的美好，也迅速传播开来。环保专家表示，“APEC蓝”是气象条件、污染物排放两个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APEC会议以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就已展开。工地停工、企业限产、车辆单双号限行、公车停驶等一系列应急减排措施提升至最高级别;在京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放假调休;京津冀、山西、内蒙古、山东六省区市均参与到APEC会议空气质量保障方案中，保卫APEC期间空气质量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随着对“APEC蓝”的热议，逐渐从一种对天气情况的描述转变为一种对治污经验的总结。让人们看到，即使在不利的气象条件下，雾霾依旧可以通过“人努力”的方式来治理，空气污染与防治也总算找到了源头。而民众对“APEC蓝”渴望的背后是对雾霾治理的期待，是对环保生活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APEC会议中，会议首次启用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作为部分会议官方指定用车，会议中心还采用了“三联供”及太阳能幕墙、太阳能热水器等环保设施，各国领导人下榻的酒店也采用了数十项环保节能技术。
习近平主席在APEC晚宴上致辞时表示，“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努力，"APEC蓝"能保持下去。”从表态到行动，中央高层率先践行环保理念。近些年来，我国在生态建设方面明显加快了步伐。从国家层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确定了任务。
此外，最高法、最高检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今年元旦过后，经过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将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明确规定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防治，使环保监控更强、更有力。
在地方层面，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启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加强关键行业和重点污染源治理等具体措施，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总量控制、源头治理、区域联动……一系列治污铁规铁律相继出台，无疑在表明中国治理雾霾的决心。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环保部对保障APEC空气质量所做的临时抽查中发现，不少地方和企业还存在环保“放空炮”、监管“稻草人”等问题，治理仍然跟不上污染的力度。因此，很多专家表示，经济长时间高速发展之后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很多发达经济体曾经遇到过的相同挑战。短期之内，也没有立等见效的特效药。
如果“APEC蓝”的实现是让渡了一部分企业和个人利益所获得的结果，那么未来，改善空气质量、保护生态环境，除了行政干预手段之外，如何通过引入市场调节机制来鼓励引导企业和个人主动减排，则值得探讨和关注。
APEC会议后，应考虑加强对污染企业排放的监管力度，让更多企业公开排污在线监测数据，引导公众监督;对污染源进行持续性跟踪和解析，进一步研究灰霾的成因;执行更严格的限行规定、划分低排放区、征收交通拥堵费、推动阶梯性油价;改善城市布局，提升城市污染物扩散能力，这都将成为未来政策的走向。
而这些防控方案的实施成本或代价如何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分担也是政府决策需要考量的。治霾不只是环保问题，更关系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应落实到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治污的共同行动上。既要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也要统筹考虑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归根到底，还是要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不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经济的方向转变。更重要的是，雾霾治理和环境保护需要激发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让每一个人以行践言。唯有如此，“APEC蓝”才会最终变成常态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