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在线 固废处理】随着城市化规模持续扩大，经济发展高速增长，我国固废处理市场空间巨大。近年来，在政策的引导下，固废处理技术不断提高。但是，垃圾分类作为固废处理的重要环节之一，仍需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三大瓶颈待破 市场化运作形成三方共赢
业内预计，到2020年，我国垃圾分类市场当量释放将超过200亿元。
垃圾分类是一个新兴市场，真正进入该领域的环保企业并不多。垃圾分类问题是当下制约我国环保事业的瓶颈之一，也是造成环境污染、资源循环利用困难的一大因素。
以北京为例，城市生活垃圾中可回收部分多达21.2%，因缺乏有效分类，真正回收利用部分不到5%，其余的垃圾都被运到垃圾处理厂填埋或焚烧，即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又产生二次污染。
2016年12月，总书记在主持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时郑重提出，要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近年来，政府、学界和业界一直在关注、研究和推动垃圾分类，但中央提出从制度上解决还是次。
日前，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发布，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5%以上。
国家对垃圾分类问题的重视，直接受益的是环保产业，垃圾分类项目开始成为一个新兴市场，个别先知先觉的环保企业如启迪桑德，已经布局垃圾分类市场。
据统计，垃圾分类户均年服务费，北京98元/户/年，成都128元/户/年，江苏162元/户/年，全国平均约133元/户/年。目前市场规模虽然整体不足10亿，随着国家对垃圾分类制度的深入推进和配套措施的跟进，以及市场的发展，文一波预计，到2020年，仅46个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市场规模即可达160亿，而全国远期市场规模可超过600亿元。
垃圾分类的市场盘子很大，多年来，从国家到地方，甚至中小学的课堂上，在理论上、技术上，我们一直在宣讲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培育大众进行垃圾分类的环保意识和习惯，而结果花了很多钱，效果很不理想，依然没有从源头解决分类问题。垃圾分类问题可谓是个顽疾，在垃圾分类市场要想攻城略地，倒逼政府和环保企业必须拿出高水平的策略和手段。
启迪桑德董事长文一波认为，推行垃圾分类，依靠居民提高环保意识或政府强制都不可行，必须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例如，桑德集团在安徽进行过试点，每个社区设立一个垃圾分类亭，由2名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做垃圾分类，他们同时兼职负责这个社区的快递收发，垃圾分类亭还有大屏幕广告，每年的广告费收入有10万元，用这些钱就能养活这两名工人。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方式，能够让垃圾分类“运行起来”。
居民在家提前把垃圾做好分类，环保公司在社区安置的工作人员对送来的各种垃圾称量，根据重量兑换积分，而居民获取的积分可以用来换取各种生活用品。企业收集来的各类垃圾，再根据性质进行循环利用。
市场化运作垃圾分类，给企业带来了利润，也让居民得到有偿反馈，又减轻了环境压力，形成三方共赢。
文一波说：“目前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垃圾分类也要市场化。我认为，未来垃圾分类要以市场化为主导，政府积极参与引导和提供政策支持，这样就可以持续。”
他认为，垃圾分类是一个产业链，包括垃圾桶、垃圾箱、废品回收的这些专用设施，产业链加工下来，已经不是简单的服务费。因此，文一波表示，垃圾分类行业到2020年左右，市场规模达到200亿以上完全可能，未来可能会更大。
作为一个新诞生的市场，垃圾分类市场化面临一些先天不足。
一是主体权责问题。居民、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居(村)委会、第三方企业、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清，对生产厂商追责困难。由于垃圾产生者归属不同部门、行业管理，即使对于占比大且回收利用较困难的废弃物，垃圾管理部门也难于追溯和追责其生产厂商。
二是政出多门。不同类别垃圾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如再生资源由经贸部门管理，工业垃圾和有害垃圾由环保部门管理，农村垃圾由农业部门管理，生活垃圾由建设部门管理等，体制分割导致垃圾管理不到位。
三是法律、经济手段仍需加强。地方城市立法权利、税收等经济工具有限，垃圾分类服务难以资本化计算，地方财政重末端处理、轻视源头减量和排放控制，导致第三方参与的利益驱动力不足。
因此，垃圾分类市场化需体制改革。专家、居民、业界的一致看法是：改革现有的垃圾管理体制(而不是仅仅改革垃圾处理费管理模式)，实行政企分开，给特许经营企业“松绑”，恪守“政府引导而非主导、企业运作、街道组织、人人参与”的城市废弃物处理工作机制。
城管委的职能是搞规划与监督，与垃圾处理企业集团签订发包合同；企业负责垃圾处理，包括全过程运作，从分类、收集、消纳，转化为再生资源等。政府要将垃圾转化为资源的经济收益全部归企业所有，不与企业争利。
同时，政府以优惠的方式给垃圾收集企业提供土地。现有环卫工人及其管理人员，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可自愿组织成分类管理垃圾的企业，经培训后参加招标获得垃圾分类管理经营权，他们的工资，由企业发放。
原标题：200亿，垃圾分类市场规模是画饼充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