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团体参与迈向“零废弃”——细数台湾垃圾政策变迁史(二)
民间团体参与迈向“零废弃”——细数台湾垃圾政策变迁史(二)一、民间协助推动资源回收与厨余回收政策制度化台湾民间团体在早期就透过小区的实践与倡议,发现了很多资源回收的实际问题。比如,
一、民间协助推动资源回收与厨余回收政策制度化
台湾民间团体在早期就透过小区的实践与倡议,发现了很多资源回收的实际问题。比如,分类后清洁队来清运又混着垃圾一起载走,突显后端通路的问题;它们也协同传统拾荒回收业者一起抗议政府规划的“单项企业垄断式资源回收体系”,并促成后来开放式的“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较健全的“资源回收四合一”体系。
民间环保团体在实际推动厨余回收和堆肥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5年开始,民间团体开始着手小型的厨余回收试办,并且和地方农户合作末端堆肥处理。随着民间的尝试,渐渐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协助中间清运,将回收点和堆肥点连接起来。
民间团体随后倡议政府将厨余列为法定回收物。2006年,政府公告厨余为指定回收物,辅以垃圾强制分类的法令和相关预算、奬金编列——厨余成为法定回收物才算大功告成。
这一过程中,民间团体充分扮演了催生的角色。从自己实践开始,摸索出一套收集、分类、处理的方法,向政府和社会证明可行性;接着,透过媒体进行社会教育,让社会理解到厨余不只是难以处理的烫手山芋,让公共部门能放心地逐步建置配套措施,进而全面上路。
二、民众参与:对垃圾处理设施的反对与监督
1991年起,建设大掩埋场、大焚化炉的末端思考主导了全台各地的垃圾政策。民间团体认为应以需求管理而非供给导向来响应垃圾危机;另一方面,方案的选择也应更公开透明,要有民意参与及风险评估,而非简单的精英决策模式,特别不应以多数暴力来强把污染设施推给少数、弱势及偏远地区的民众。
这些民间的参与,有系统性的监督,也有不同的型态和面向,包括了:
1.民间参与官方的掩埋场总体检
2.小型焚化炉监督抗争
3.对已完成大型焚化炉监督,催生进场管制机制
三、民间建立“反焚化炉/替代方案联盟”的政策推力
除了前述的在地抗争外,地方团体、环保团体和其他力量还组成联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垃圾问题影响层面广,且各方利益纷杂,因此民间团体有理有据的主张和力量,反而成为政府推动进步政策的正当性与助力。
1.“民间零垃圾政策推动委员会”
台北市“垃圾费随袋征收”推行过程中的角力比想象中曲折,当中民间团体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试办期间,民间团体就有很多的建议和参与。比如建议市政府应同时加强畸零地[1]的整理并加以绿美化,才能减少任意弃置和破窗效应。[2]
中间因为政治角力,或是一些民众的反弹,也造成很多政策推动的不确定和非议。因此,2000年“台北市民间零垃圾政策推动委员会”成立。其中除环保团体之外,还包含了反对焚化炉兴建的小区、已建焚化炉的小区、反对兴建新掩埋场的小区。他们共同发表《台北市垃圾政策轴线翻转——催生台北市零垃圾政策说帖》。对于“随袋征收”制度的试行,委员会表示肯定与欢迎,但也指出决策应公开透明,应事先邀集民间各界凝聚共识。委员会更认为“清洁队员是此政策推动的第一线”,既是执行者也是最佳的“倡导教育者”,应事先与其沟通并花心思游说奖励,让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台湾焚化炉替代方案联盟”的成立:连地方政府都加入
在台湾垃圾政策逐渐转型的过程中,民间团体觉得应该要全盘检讨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当垃圾减量越来越成功,政府却还在盖更多焚化炉——这是错乱的政策与资源的错置。如何“迈向零废弃”,成了民间团体的重要目标。
于是,2002年9月成立了“台湾反焚化炉联盟/台湾焚化炉替代方案联盟”(TAIA,TaiwanAnti-Incineration/AlterativeofIncinerationAssociation)。
参加这个联盟的,除了环保团体及地方居民,还包括一些基层政府。后者意识到,焚化炉的高成本将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而且焚化炉是集中式大型处理设备,与地方政府推动的资源回收政策、厨余堆肥政策有严重竞争关系。
联盟成立后的几个月,与立法院议员合作,给政府很大压力。环保署于是承诺将重新全面检视焚化政策,愿意由立法委员(立法院关心永续发展的次级团体“永续会”)、民间团体规划,环保署协办,共同举办全台“废弃物政策高峰会”。
四、促成政策检讨与转型:垃圾高峰会
“废弃物政策高峰会”在2003年举行了5次分区会议及1次全台会议。分区会议参加者包括居民团体代表、学者专家、地方政府及环保署官员。各地民众都揭露了很多真实且严重的问题,所有的建议都送至全台会议。最后在台北举行了全台会议,结论是应结合政府、民间及企业的力量,朝“零废弃”方向迈进。
为了响应高峰会的要求,环保署提出了一份《环保署<垃圾处理方案之检讨与展望>草案》,报告中首次提及“零废弃”。2003年底,《垃圾全分类零废弃行动计划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出台,之后2007年又出台了《一般废弃物资源循环推动计划》。
TAIA与立法院合作召开“废弃物政策高峰会”的最大意义,是开启了政府与民间对话的正式管道和模式,让民间建言可以经由公开的过程汇整,建立理性讨论平台,给决策单位作为施政的检讨与评估根据,并使得环保署必须响应民意,积极提出一个符合永续性的政策规划。
五、小结:迈向零废弃的推力与拉力
台湾垃圾管理政策转型过程中,各种型态的民众参与至至关重要,虽然这些参与看似与政府部门意见不一,但却反而成为政府推动垃圾管理的重大助力。
台湾废弃物管理政策的轴线翻转[3]和很多地方的抗争过程,凸显了很多被掩盖的问题,也替整个社会争取了很多思考与反省的空间。
这些过程中——不管是后端设施的兴建还是前端的管理制度变化,民众的参与均形成了迈向零废弃的“拉力”与“推力”。
注释:
1.台北市有很多没有规划或隐蔽的小空间,因此容易形成脏乱死角。
2.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是心理学理论,指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放任存在,就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
3.把原来“垃圾后端处理”的思考主轴,翻转为“垃圾前端管理”的思考主轴。“轴线翻转”也是当时台北市长马英九选举时的竞选口号(台北城市“发展轴线”,从东区新城区转回西区旧城区),因此台湾环保团体也引用此口号要求政府“垃圾政策轴线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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