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法，弃灰（垃圾）于公道者断其手。”战国时期的著作《韩非子》记载了一条“残酷”的垃圾处理法令，此法在秦汉时期稍有减轻，改为“黥面”（指在面颊上刺字）。法令保障了都城内部的洁净，但垃圾并未远离，而是混合堆积在城门外不远处，形成了早期“垃圾围城”的困局，古城长安便是如此。
隋朝时期，太史庾季才担忧长安地下水被污染——此地长期为都城，人类活动频繁，因此他提出过迁都的建议。虽然这条建议欠缺对水体数据的考证，长安之后也还是盛唐的中心，但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很早就有了生活垃圾影响城市居住环境的焦虑。
千年前的人们，初尝垃圾不分类、随意丢弃的恶果。
2000年，中国首次以“试点城市”为单位初步推行垃圾分类；2017年，国务院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2020年结束前，中国46个城市要强制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做先行者；两年后，上海关于垃圾分类的行动，犹如沸水进了油锅。
从人们初次接触“垃圾分类”到今天，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代垃圾分类“启蒙者”已经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但在时代对垃圾分类提出更高要求的环境下，每个“下一代”，都将成为新的领航员。
垃圾分类交响曲正在悠扬演奏。2019年，35个孩子因为垃圾分类相聚在北京市史家胡同博物馆。他们是“看我们守护未来·2019华夏银行环卫子女成长计划”的主角，平均年龄只有11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环卫子女。
这是“华夏银行环卫子女成长计划”行至第六年，这一年“关注北京地区环卫子女成长”、“搭建能力提升平台”的本心依旧未改变，在此基础上，华夏银行聚焦环保，以垃圾分类为主题，通过系列活动将环卫升级到环保。
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环卫子女作为最贴近环卫的儿童群体，他们肩负环保的责任从“环卫子女成长计划”训练营开始清晰。
少年中国者
26000吨——这是和孩子们在训练营课程相遇的第一个数字，这也是北京每天生产的垃圾数量。老师以长度形容这个数字“用能够承重2.5吨的卡车装起来，能绕北京四环一圈”——这是一个比喻，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垃圾堆在北京四环却是事实。
“1983年的北京，沿着四环这一圈，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个，还有很多小垃圾堆……”说这话的是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曾走遍中国不同规模的填埋厂、发电厂、综合治理厂。他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调研员王维平，他是最熟悉“垃圾”的人，也是训练营课程的老师之一。
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目前，中国垃圾年产量是4亿吨，并且正以每年8%的高速度递增。扔垃圾似乎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却是最不容忽略的“小事”。面对垃圾污染的严峻形势，每个人都应是前端思考者，以身作则的参与问题解决。
在所有的垃圾品类中，瓜果皮、菜叶、剩菜剩饭等厨余垃圾高居中国生活垃圾的榜首。自然之友低碳展馆“理工馆长”刘胜光带着厨余垃圾、可食用葡萄糖、台式电子秤、量筒等走进教室，和孩子们一起运用面前的素材与设备，以实验把垃圾变为“酵素”，他逐一指导，让孩子们体会实验的乐趣与“垃圾”的作用。
每个孩子都对三个月后便能诞生的“酵素”充满好奇，他们中，有人小心翼翼的将容器擦拭干净，仔细收好；有人不断观察容器内的变化，满脸期待……
孩子们的实践不止于课堂，中国气象局、北京市马家楼垃圾转运站同样让他们感受到了现实的“垃圾影响”。
滚筒筛直径3米长11米，80毫米的筛桶将大小垃圾进行分拣，或堆肥、或焚烧发电。如今，中国的垃圾分类并不普及，垃圾中转站的分拣便尤为重要。讲解员提到，垃圾必须要及时处理，否则，长时间堆放或随意焚烧都将造成大量有害气体、粉尘的产生，严重污染大气。
即使是进入垃圾填埋场、焚烧厂的垃圾，处理过程也必须得到有效收集，否则便会产生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气体——这一点，孩子们在参观中国气象局时得到确认。
“小时候垃圾分类的培养比较重要，我很庆幸现在大家对垃圾分类的重视，让我可以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12岁的王泽说。2019年6月，中国再次聚焦垃圾分类，强调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国家发出指导意见，要开展广泛的教育引导工作，培养全民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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