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废处理跃居全局性任务 垃圾资源再生渐成主力
固废处理跃居全局性任务 垃圾资源再生渐成主力美丽中国不仅要治理实体污染,而且要治理视觉污染,垃圾属于二者兼备的污染,垃圾治理势必上升为全局性任务。其实,把垃圾视为资源并不新鲜,但对
美丽中国不仅要治理实体污染,而且要治理视觉污染,垃圾属于二者兼备的污染,垃圾治理势必上升为全局性任务。其实,把垃圾视为资源并不新鲜,但对资源再生目前至少应该有三个再认识:从生态文明建设主攻方向看待垃圾回收,按社会系统工程思维方式组织垃圾回收,以国家振兴使命担负姿态动员垃圾回收。
垃圾泛滥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环保事业正式起步之后,曾经把防治水土流失作为主要目标,其后由于大规模工业化的推进,主要目标转移到解决生产污染。现在看来,垃圾污染可能会取而代之,所谓垃圾,一般指生活性废弃物。之所以如此,有以下三个根据。
其一,生产污染属于点污染,即使是农业污染,也有明显的界限,而垃圾污染则属于面污染。点污染无论有多深重,治理难度都不会超过面污染。这是因为点污染容易引起社会关注,责任人容易明确,经济技术的投入容易集中,所以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面污染则正好相反,每个人都是环境加害者,范围可达天涯海角,法律政策的实施极难,经济技术投入的回报极低,治理主要依赖民众觉悟,而觉悟的自发成长只能渐变。随着国家和社会对生产本身的监控不断强化,垃圾治理的“短板效应”将日益凸显,整个环境系统的状况将越来越取决于垃圾治理的程度。
其二,垃圾产生的量和质都与生产正向相关,随着经济增长总量的增加和产品换代速度的加快,生活废弃物品可谓突飞猛进,种类越来越繁多,成分越来越复杂,结构越来越稳定,处理技术的难度开始超过生产技术的难度。无论生产污染强度多大,由于种类和成分相对单纯,控制和转化都相对垃圾容易。当垃圾数量急剧膨胀以后,生产的环境危害正在逐步被垃圾的环境危害替代。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垃圾问题从生活问题演变为经济问题,再演变为政治问题。发达国家转移污染,输出垃圾引起的反响超过输出产业。有后发国家甚至称,垃圾输出是向一个国家宣战。
其三,中国民众的生活追求,正在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所谓生活质量,包括生理健康性和精神愉悦性,而这两者的基础是环境质量,环境质量本身就直接可以等于生活质量。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任务,进一步把环境质量进行了提炼,这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战略决策。美丽中国不仅要治理实体污染,而且要治理视觉污染,垃圾属于二者兼备的污染。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少地方可能尚无生产污染,或者生产污染尚不明显,但垃圾污染都一样充斥。即使是自然保护区,由于人类行为的渗透,垃圾也在暗流涌动。所以,垃圾治理势必上升为全局性任务。
垃圾治理之所以治不胜治,有经济、技术和素质方面的问题,但主要原因还是认识问题。诚然,从世界各国看,还没有哪个国家可称完全解决了垃圾污染,但只要至少在总体层面上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垃圾困扰就都大为减少。垃圾污染问题,根本解决方案是回收再生利用,根本解决困难也是回收再生利用。回收再生的要害是分类,许多地方在垃圾分类回收上作了大量努力,例如开辟试验小区,放置分类设施,采用人工劝导,甚至采用电子标记加经济补偿等,但收效并不理想。从时间上看,难以长期坚持;从空间上看,难以全面推广。最后只好向传统处理方式回归。
难以坚持的原因归咎于民众习惯,但细推一步又并不完全归咎于民众习惯。不少小区居民曾经按规定,严格实行分类投放,但清运时却被一混了之。面对这种尴尬,无论多么美好的愿景,都会顷刻瓦解。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原因有三:一是分类结果的出路问题;二是分类结果的意义问题;三是分类结果的回报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可以说小区试验已经初见成效,问题出在“小系统”与“大系统”不兼容。钱学森曾经从社会系统工程角度,提出建立“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在当时背景下,这个建议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水到渠成。
发掘钱学森建议,精髓不在设立机构,而在转换观念。把垃圾视为资源并不新鲜,但对资源再生目前至少应该有三个再认识。
第一,从生态文明建设主攻方向看待垃圾回收。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利用已有共识,并且开始普遍实施,但生活废物的回收还处于边沿地带。分类回收的难度确实不小,但真正有利发展并符合实际之举措,相信早晚会得到高层有力支持。企业污染治理也经历过艰难的低谷,后来进入政治生活后,很快就面目一新。从实际出发,传统处理方式并非要立即放弃,而是必须以回收再生为目标引领,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趔趄徘徊的被动局面。
第二,按社会系统工程思维方式组织垃圾回收。“循环经济”概念尽管忽视了能量耗散,但从物质角度看还是可取的,只是多年来未能形成社会系统,以致实施严重受限。系统建构有“自组织”和“他组织”,自组织形成的系统当然理想,但完全的自组织需要漫长的等待。生态文明建设至今,民众中已经酝酿出相当的积极性,这就是自组织的基础。恰当发挥政府和群团的他组织力量,可以循序渐进地建构出带有协同功能的再生机体。
第三,以国家振兴使命担负姿态动员垃圾回收。发达国家视垃圾分类为大德,而我们却视其为末小,这是回收再生的症结。这个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历来有“物尽其利”的告诫;同时也有“吹毛求疵”的斥责。近代以来中国的败绩,很多可以追踪到大而化之这个弊病。质量已成当代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命脉,而质量则取决于细节。垃圾分类可以改变行为方式,对整个生态文明建设和整个民族素质提升都极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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