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壤污染严重并非无药可治 系利益纠结在作祟
我国土壤污染严重并非无药可治 系利益纠结在作祟“高污染超标率”、“万亿级规模市场”、“复杂的系统工程”、“发展初期的新兴行业”,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正贴着这些标签,步入联合国首个“国际
“高污染超标率”、“万亿级规模市场”、“复杂的系统工程”、“发展初期的新兴行业”,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正贴着这些标签,步入联合国首个“国际土壤年”。
我国土壤污染严重并非无药可治 系利益纠结在作祟
根据去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全国土壤污染超标率达16.1%,在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的同时,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更加堪忧。
面对土壤污染的严峻局面,国家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环保部除了在新《环境保护法》中增加了土壤修复的内容外,前不久又公布了新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的制定实施也被提上日程。
土壤大范围污染超标加上国家立法的推动,业内预计将催生万亿级土壤修复市场。然而,面对这样的利好,多位专家却表示,蛋糕虽大但不能盲目乐观,受制于技术、资金、商业模式等多重壁垒,土壤修复产业想在短时间内做大并不现实。
面源污染谁买单?
与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相比,事实上,环保“三大战役”之一的土壤污染防治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从2013年开始,国务院就以大中城市周边、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等为重点,在北京、深圳等地展开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但试点情况并不理想。
据初步统计,2013年实际投放市场的土壤污染修复试点规模仅50亿元左右,2014年也只有200亿元,试点带动的市场效应与预期存在很大差距。
这与环保产业基本靠政府掏钱不无关系。据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蒋建东介绍,国内土壤修复项目大多集中在地段较好的建设用地上,政府愿意买单将一些工业废弃场地修复成储备土地,再进行商业开发或住宅建设。
实际上,随着土壤修复大幕的开启,农用地释放的市场空间反而更大。目前全国有待修复的耕地面积约3.9亿亩,保守推算,市场空间约7000亿元。
但是,蒋建东说:“我国耕地修复更多是一种公益行为,由于耕地多为污染物浓度低、面积大的面源污染,修复难度大、成本高,很少有人愿意出资或投入修复。”
在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总监郭凡礼看来,全国耕地修复需要投入10万亿元以上,一旦启动全国土壤修复工程,政府将成为最大的买单者。
然而,对于没有商业价值的农田污染地块,许多地方政府出资修复的积极性并不高。面对庞大的修复资金,政府的财政力量也明显不足。
多位专家表示,目前,国内土壤修复的政策法规和商业模式都不甚明朗,企业大多着眼于眼前利益不愿冒险,由于缺少出资方,农药、石油等面源污染的土壤修复很难进行。
生物修复难挑大梁!
不同于水和大气,土壤是90%污染物的最终受体,比如大气污染造成的污染物沉降,污水的灌溉和下渗,固体废弃物的填埋,“受害者”都是土壤。面对这一复杂的治理对象,修复技术是否先进有效就成为治理成败的关键。
生物修复被公认为是最具潜力的土壤修复技术。蒋建东表示,相较于传统的物理及化学手段,生物修复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会产生二次污染且成本低廉。
比如针对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可以通过种植蜈蚣草等超积累植物来对重金属进行吸附并去除,这种植物修复技术可以将一些不能生产粮食的废弃矿场、山区转变为耕地。
另外,在解决面源污染时,微生物修复则更为可行。蒋建东说:“通过微生物及其本身产生的活性物质酶类,可以将不便于集中处理的农药、石油等有机污染物降解为无毒的小分子化合物,或者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不过,蒋建东也表示,国外的生物修复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但中国却还非常滞后,目前仍极度缺乏专业的土壤生物修复公司。
杭州大地环保工程公司一位负责人对笔者坦言,虽然生物修复操作简单且费用低,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大部分企业为了赶工期,仍采取异地填埋、焚烧等手段,生物修复若无特殊要求很少被采用。
因此,蒋建东认为,生物修复技术还应该在修复效率上下功夫,比如通过对降解关键酶的改造或修饰,提高微生物修复效率。另外,针对一些新型污染物,还要获取更多的微生物资源来满足不同污染种类的土壤修复。
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学专家赵其国则建议,国家在加强技术研发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引进、吸收、消化适用于国情的国外先进技术,实现综合集成创新。
“相较于欧美40多年的发展,我国土壤修复产业尚属新兴行业,还没有很好的基础积累和技术储备,形成环境修复产业还需要较长时间。”赵其国说。
双赢模式在哪里?
面对土壤修复这一新兴市场,近几年涌现出上千家土壤修复公司。实际上,大部分企业都只是因为看到潜在市场而增加了积极性,真正能够捞金到手的并不多。
在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看来,只有同时拥有“先进的适用技术和成套装备”、“强大的投融资能力和工程管理能力”以及“良好的政府关系和内部机制”这三个要素的土壤修复企业,才具备生存下来并做大做强的条件。
与此同时,随着新《环保法》的出台,众多资本都对土壤修复蠢蠢欲动,但由于目前该产业商业模式较为单一,大部分资本仍呈观望状态。
对此,张益建议国家应积极探讨政府和企业合作双赢的商业模式,比如设立专项信托基金等,通过多方合力推进我国土壤修复产业的发展。
郭凡礼则建议,政府把未来的利益让出一部分,这样才能吸引民间投资,比如开发区开发的利益绑定,低息贷款,或者其他利益等。
目前,一种“带资修复”的新商业模式正在萌发,如企业和政府合资开展项目,一部分资金以钱款方式支付,另外一部分则以土地作价。治理好的土地建成产业园区后,企业可作为开发商,在招商的时候回收另一部分利润。不过,由于该盈利模式的周期在10年到15年,有较大的时间风险,因此,该模式目前尚处于观察阶段。
土壤安全,是事关环境友好和每一个人生存的大事。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各种修复技术已经摆在面前,一些国家成功的例子也已表明,土壤污染并非无药可治。而在我们这里,土壤修复之所以迟迟未见成效,说到底,并非缺少一个适合的办法,而是利益的纠结在作祟——这一点如果总是不能厘清的话,那么,贴在我们身上的那些标签,就难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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