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惩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最高法发布一批典型案例

【讯】8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共20条，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自8月15日起施行。与本《解释》同步发布的，还有一批依法惩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典型案例。

严密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刑事法网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屏障。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来（2018年—202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相关刑事案件64788件、生效判决人数82704人：其中，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刑事案件4171件、5521人；盗伐林木刑事案件8239件、11622人；滥伐林木刑事案件30711件、40104人。

近年来，涉森林资源保护的法律规范日趋完善。例如，2002年《刑法修正案（四）》对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和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的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作了修改完善。2019年修订的《森林法》对森林权属、森林分类、林木采伐等方面的规定作出重要调整。

“考虑到森林资源由林木和林地共同构成，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既包括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等林木犯罪，也包括非法占用林地犯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介绍，为全面有效保护森林资源，便于司法实务办案，《解释》对既有多个涉林犯罪司法解释加以整合，形成了统一的司法解释，强化对森林资源的一体保护。

在此基础上，《解释》根据刑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对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全面、系统规定，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落到实处，严密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刑事法网，彰显了严惩相关犯罪、全面保护森林资源的坚定立场。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6件，分别是：于某鹏等非法占用农用地案、徐某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何某长等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陆某州等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旦知某旦盗伐林木案、彭某祥非法收购滥伐的林木案。记者注意到，在典型案例于某鹏等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中，被告人为牟取利益，非法占用并毁坏林地，总量超过300亩，严重毁坏林地原有植被和林地生态功能。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依法定罪处罚，并根据犯罪情节，对三名被告人判处实刑，彰显了依法严惩非法占用林地犯罪，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筑牢绿色生态屏障的坚定立场。

明确从重处罚情形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盗伐林木罪有三档法定刑，最高可以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针对司法实践反映的问题，《解释》第三条明确盗伐林木的认定，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此基础上，第四条根据立木蓄积、株数和价值，对盗伐林木罪的三档量刑标准“数量较大”“数量巨大”“数量特别巨大”的认定作了规定。

记者了解到，《解释》针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实践情况，设置了五项从重处罚情形，即对所涉行为在法定刑幅度以内判处较重的刑罚。例如，非法采伐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林木的行为，较之非法采伐其他地方的林木，对森林资源的破坏程度更为严重，故设置为从重处罚情形之一。又如，经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继续实施相关行为的，明显属于主观恶性较大，故亦设置为从重处罚的情形。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以“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为前提要件。周加海介绍，为便于司法实践操作，《解释》第七条采取“概括+列举”的方式，对该要件的认定规则作了明确：一方面，要求从涉案林木的销售价格、来源以及行为人的职业要求、经历经验等方面，作出综合判断；另一方面，列举了五项推定“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的具体情形，如收购价格明显过低、交易方式明显不符合正常习惯等。在此基础上，《解释》根据林木的立木蓄积、株数和价值，对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作了规定。

“彭某祥非法收购滥伐的林木案”，是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一。本案即是专门实施非法收购滥伐的林木，并通过固定渠道加工转卖的情形，且呈规模化运作，不到一年时间内非法收购林木的立木蓄积就超过600立方米，对当地林业资源造成严重损害。受利益驱动，行为人被行政处罚后，仍然继续非法收购，在当地普遍禁伐阔叶树的情况下，成为持续诱发非法采伐的因素。人民法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本案行为人依法定罪并在第二档法定刑幅度内量刑，有力惩治、有效震慑链条化非法收购林木行为，对于铲除非法采伐诱因，斩断不法利益链条，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森林生态有效修复

在本次发布的旦知某旦盗伐林木案中，被告人盗伐洮河保护区内云杉，立木蓄积超过17立方米，严重破坏保护区内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应当依法从重处罚。根据当地林业技术部门制定的专业修复方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补植苗木、恢复林地，通过“刑罚+修复”裁判模式实现附带公益诉讼功能，彰显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周加海介绍，为推动对森林生态的有效保护，《解释》专门将“积极通过补种树木、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等方式修复生态环境”明确为从宽处理的重要考量因素，以引导行为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从“森林资源破坏者”转变为“森林生态修复者”。这既是落实从“治罪”到“治理”理念的具体举措，也是宽严相济、恢复性司法的当然要求，对促进森林生态有效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非法采伐、毁坏古树的案件时有发生，甚至采用灌注毒药的方式毁坏古树，给古树生长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危害十分严重。本次发布的“何某长等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这一典型案例，就是跨湖南、江西两省六市九区县的多团伙、成批量毒害古树系列犯罪案之一。在这起案件中，人民法院对该案三名被告人判处实刑，且均升档量刑，彰显了依法严惩危害古树犯罪、加强古树资源司法保护的坚定立场。

“不同保护级别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珍稀、濒危程度，以及生态、文化、科研价值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律适用相同的定罪处罚标准，难以实现罪刑均衡，亦不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处长喻海松表示，基于此，《解释》区分保护级别，分别设置定罪量刑标准。

例如，危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入罪标准为一株或者立木蓄积一立方米以上，而危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入罪标准则为二株或者立木蓄积二立方米以上，二者之间为两倍的倍数关系。“可以说，设置差异化的定罪量刑标准，既是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也有利于推动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科学管理和精准保护。”喻海松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