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中和应重视发展转型金融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思考中，应该研判如何支持绿色转型的责任和实现路径。结合目前业务实践，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主要有三个作用域：绿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转型金融。

只有更多的企业家躬身入局、更多转型金融的行动举措涌现、更多创新颠覆性科技发明出现，更多绿色可持续企业才能得到发展，“双碳”目标和高质量经济发展才能够更快实现。

碳中和是全球新的价值共识：各国既要快速发展经济，也要建造可持续高韧性社会，尽早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规避温室效应导致生存环境恶化的可能。中国作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承诺，是人类气候合作领域的里程碑式事件，金融投资机构应该深入思考如何支持碳中和实现。

金融支持绿色转型 实现碳中和的作用域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思考中，应该研判如何支持绿色转型的责任和实现路径。结合目前业务实践，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主要有三个作用域：绿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转型金融。

绿色金融的概念有严格界定，也有明确的国际共识，这决定了其规模和覆盖面有限。绿色金融的主要产品是银行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前者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清洁能源，后者主要投向国有企业。目前，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很迅速，但总体规模比较有限，一些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

碳金融主要指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金融市场业务。当前，各界对碳金融问题比较重视，碳权、碳汇、碳配额等碳金融专业术语及讨论热火朝天。中国在多年试点基础上，正在设计和推出明确的碳金融市场体系，出台了相关的制度安排。碳金融市场在中国已在起步，如何吸引更多企业和投资者参与则任重道远。

转型金融是“碳中和”目标确定后金融业界面对的新挑战、新问题。当前，业界对它的定义还没有达成一致，有关研究也刚刚起步，但总体上说，转型金融就是为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清洁高效的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体系，金融市场应对作出的主体业务调整。为实现“碳中和”，并非只有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和低碳产业的“绿色金融”“碳金融”才有价值，金融业面对的整体挑战是：社会存在大量传统的非清洁、非绿色、非低碳，但正在转向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市场与机构该如何应对？扩大绿色金融份额之外，非绿色金融的业务体系和服务部门还能做什么，应不应该作出调整？答案其实非常清楚。相比绿色金融和碳金融，转型金融面临的挑战众多、规模宏大、压力巨大。在本质上，转型金融是金融市场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的所有能够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动调整性质的主体业务行为，主要体现为直接融资部门的绿色投资（权益金融）和间接融资部门的有目标指向性的转型金融服务（可持续信贷及金融工具）。

转型金融的覆盖面广、作用周期长、实施难度大，也正因如此才凸显其重要。2020年全球排放约510亿吨准二氧化碳，工业（钢铁、水泥、塑料等）占31%，电力占27%，农业占19%，交通占16%，居住（温度调节）占7%，绝大多数是传统非绿色产业的排放，如何对其提供低碳导向的绿色投资和可持续信贷，促进转型实现“洗绿”“漂绿”“染绿”，最终步入绿色经济殿堂，市场机构和投资者对转型金融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绿色金融：体系初成，前程远大

绿色金融的核心是成熟金融机构借助成熟的金融工具，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推动力，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品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多年来，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多项制度安排，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入绿色领域。2017年国务院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有关部委联合发布最新《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初步建立。

绿色金融的几个深层次问题是：如何界定绿色产业和绿色客户（绿不绿）？如何做绿色评级（有多绿）？是否所有的绿色企业都是一样绿（绿多久）？此外，绿色金融的收益和成本估算等都比较粗浅。举一组有关绿色信贷的数据：截至2020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但只占到中国银行贷款总额的5%左右。此外，绿色债券发展迅速但比重也很低。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数据，2020年全球累计绿色债券发行额达到创纪录的2695亿美元。中国共有153个主体发行了218只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金额2221.61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11.9%，只占同期中国债券余额的0.4%左右。

未来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更完善的绿色金融标准，使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认证能够快速准确界定；二是金融机构应该增强识别绿色项目的能力，提高业务能力入手，解决辨别项目的绿色程度较弱、造成投资和业务意愿不强的问题；三是绿色金融体系应该进一步创新、发展更多的工具和产品，应对市场需求；四是绿色金融的市场和监管体系需要加快完善，包括对市场准入、项目开放、风险登记、对冲补偿等制度的健全。

碳金融：创新交易、强力减排

碳金融主要指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金融业务，处于法律体系和政策所逐步实现的市场设计。依据2021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碳排放权是指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而碳排放额度是碳排放权的载体，企业可在碳市场中自由交易、转让持有的多余配额并获得一定收益，投资者也可按规定参与碳排放权的买卖交易。

目前，碳排放权市场已正式进入第一个履约周期，有关法律法规对碳排放权采用相对较窄的定义。广义的碳排放权包括碳配额和碳信用：在碳排放配额机制中，政府通过设定上限直接约束重点企业排放额，目标是减少它们的排放总量；在碳信用机制中，政府允许企业基于减排或者创造减少温室气体的项目，从而生成减排量核证，抵消碳排放配额，提高碳吸收总量。碳信用机制最好的应用是中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2020年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计划宣布可用CCER进行抵消，为CCER接轨国际提供了契机。

碳市场可以分成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指政府与重点排放单位之间的交易，二级市场是指重点排放单位之间或其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目前，一级市场碳排放的配额是由政府免费发放的，因此，碳定价的机制体现在二级市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分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地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自2011年以来，北京、天津、上海等8个地区已陆续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2020年地方交易量只有16亿元。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市场成交价波动大、远低于资产合理价值，2020年北京碳排放均价在80元/吨，上海均价40元/吨，其余各地也都维持在20元-50元/吨，交易总量也远远达不到可以降低排放成本、减少排放的要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推出后，确定了交易模式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的模式，这与其他商品现货交易所建制是一致的，当前确定的交易场所在上海，结算机构在武汉，CCER和国家碳排放配额抵消在同一系统中登记，预计中国碳金融市场将在2021年7月正式面世。除排放权交易之外，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在碳金融衍生品、期货、质押融资领域中都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新金融工具。

中国碳金融的发展，首先不仅要为重点企业确定排放配额，而且要建立排放源可追溯的机制。只有建立排放源可追溯的机制，才能使得社会各界的监督行为变得具有可能性。其次，要培育碳金融交易的基础能力。碳金融交易作为新兴事物涉及到很多主体，目前，交易环节、交易方式和程序比较复杂，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投资者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应，形成能力需要更久。只有让市场创造更多的交易机会、更多企业参与以高效方式处理碳权、更多投资者通过碳金融交易获利，这一领域才有持续发展的价值，要避免“一窝蜂”、上得快销声匿迹也快的现象。再次，要进一步丰富碳金融产品。未来，要加快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包括期货、衍生品、融资产品等都能够进一步试点推广，引导企业获得适合自己特点和需求的碳金融产品。

转型金融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短期内看不到零碳能源成本大幅度降低的可能性，提高传统能源成本的空间也不大。因此，一方面转型金融的绿色投资（包括风险投资和权益投资）要发挥作用，把更多的资金投在科技、创新零碳、低碳技术，投在能源、制造等突破性领域，使零碳排放成本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适时改变传统能源成本定价，甚至推动兼并整合，最终提高能源综合效率。

转型金融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绿色权益投资与可持续信贷两者的业务前景都十分广阔。绿色投资和可持续信贷可以围绕三个主战场发力：驱动能源的清洁化可再生，助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及减排，促进农业科技化和现代化。

第一，驱动清洁能源可再生。世界可再生能源投资额现在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整个发电比重为20%，预计2030年将达到30%。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也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9.3亿千瓦，占总装机的比重达到42.4%，当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29.5%。到“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我国电力总装机的比例将超过50%。预计可再生能源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将达到2/3左右，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占比将超过50%。

第二，推动制造业转型和减排。在中国制造业中，能源密集型的六大制造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些产业的转型、减排空间和难度都不小。这些行业大多是资金密集型，转型金融如果发挥作用，驱动六大行业实现能源应用转型、减少排放，这是当前面临最大的机遇。

第三，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科技化。传统农业生产和生活习惯不改变，养殖产业、种植堆肥、过量使用氮肥、森林砍伐和燃烧等都会造成复杂的排放问题。转型金融可以积极发力，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和产业振兴，在动植物资源和育种、新科技型营养品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升级和精准农业服务创新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权益金融“转绿”催生碳中和技术

转型金融最大的价值空间在于，权益金融机构能在多长时间内实现全面战略“转绿”——能够孵化和创造多少碳中和技术，何时能够投入应用？权益金融部门应该明确“转绿”的计划和战略，让更多的长期资金投入到前沿研发和开创性领域，推动碳减排、零碳技术的革新。

碳减排技术是要降低能源消耗的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碳减排技术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以及众多技术人员和企业持之以恒地进行商业化改造、规模化使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零碳技术的想象空间更大。在能源转型方面，氢能的前景目前比较看好，它比电动车中使用的锂电池储能密度更高。但是与氢有关的技术还欠成熟，绿氢生产、液化、储存、燃料电池及安全都还有众多问题待解决，多长时间内氢能作为交通主要能源，用上氢能汽车、出现氢能轮船和飞机，还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创新企业前赴后继。不过，科技的未来想象力是无尽的，零碳技术可能出现颠覆性突破。

这样看来，权益金融“转绿”是否成功，是支持绿色经济转型的关键。除风险投资外，股权和并购等金融资本也会关注低碳企业的整合兼并，限制传统能源技术应用，为优秀的绿色企业提供更多金融动力。即使对单纯的市场投资者而言，气候变化关系到长期投资保值，气候变化的影响使投资机构不能通过简单的分散投资或者撤销投资来规避风险。因此，权益金融机构需要尽快主动“转绿”，通过积极的ESG和负责任投资管理，确定净零目标，把握转型机遇，有机会实现整体投资价值的长期提升。

重视数字化减排 弘扬企业家精神

实现碳中和的最终路径，必须靠政策、技术和市场三者合力完成：政府出台科学的政策，科研部门提供创新技术，企业家提供市场和商业发展。其中，实体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必须借助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实现减排。同时，必须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技术和产品服务，最终实现低碳绿色的经济发展。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化浪潮给全世界每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同样，数字化转型也为碳减排提供了巨大推力。除去数字化支持金融部门构建碳市场、促进碳交易、提高市场效率而产生的补充效益外，数字化减排体现为降低数字产业自身碳排放的直接效益，以及推动其他产业减少碳排放的间接效益。

在直接效益方面，数字经济和电子信息产业本身对减排和污染防治领域较为重视，在中国数字经济将长期扮演最大、最具潜力的产业地位，特别是智能制造、智能农业和移动智能等领域，减排积极性较高。下一步，如何发展更低能耗的数字产业，更好规划、建设、运行数字城市网络，如何依靠人工智能（AI）提高能耗管理水平，都是未来减排和低碳发展的研究方向。

在间接效益方面，数字化可以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改进能源配置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替代程度，促进传统能源消费效率提升。数字化还可能帮助构建能源互联网和物联网。能源互联网的价值在于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生产者可以更快速、更灵活地开展能源生产和储存，借力全球化数字运营，能源网络（电网）可以降低成本，在传输领域，智能化、网络化模式优化输送能力。使用者可以创新商业模式，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在能源消费和服务方面，可以由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围绕消费端的精准数据及万物互联（IOT），提供一系列绿色节能数字产品和服务，实现能源生产消费全链条的绿色转型。

金融服务实体、投资注入实体的关键都是企业家，企业家群体在双碳转型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创造新的产品和新的技术，推进在零碳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引导长期资本投向改变未来的科技——在实现碳中和问题上，企业的作用是最特殊的，企业家精神是最稀缺、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企业或企业家的介入，碳中和可能只留在口号层面。

当前，“碳中和”的政策、法律制度和发展环境正在完善，新一代企业家应以更强的使命感响应国家号召。科技发展包括零碳低碳技术，数字化和转型金融的赋能，为企业进行低碳绿色转型提供了高标准舞台。从企业角度来看，可以“重做一遍”：数字化转型重做一遍是重新界定客户、产品、品牌、渠道和利益相关者，低碳转型的时代则要在节能减排、通过产品推动消费者的双碳行动中，开拓新发展道路，做出新商业模式。更关键的是，当前，中国和国际社会处于合作的特殊时期，企业家本来就承担着连接本土和国际市场、联通中国和全世界的职责，应该把握国际气候合作的良好主题奋发有为。只有更多的企业家躬身入局、更多转型金融的行动举措涌现、更多创新颠覆性科技发明出现，更多绿色可持续企业才能得到发展，“双碳”目标和高质量经济发展才能够更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