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 企业如何拥抱碳中和？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将“碳中和、碳达峰”做为2021年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2021年2月1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从2225家发电企业入手，将在“十四五”期间逐步纳入电解铝、水泥、钢铁、石化等重点排放行业，最终覆盖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国内民用航空等八个行业。

自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来，近半年，习主席已经先后八次重申这一目标，表明了中国对“碳中和、碳达峰”的决心。

据悉，《二氧化碳达峰行动计划》《“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计划》已在制定当中，气候变化相关战略规划的出台，势必形成更加严格的、约束性的行业减排目标，而企业，尤其是处于高排放行业价值链中的企业，必将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行为体，承担节能减排工作的重任。

行业碳排放状况

从行业看，电力、建筑、交通和工业是碳排放占比最高的部门。其中电力部门占比最高，而风电与光电的大力发展和其他替代选择，也使得电力部门具有更大的近期大幅减排机会。

然而，碳达峰、碳中和是整体经济目标，单一电力行业的减排不能缓解其他行业压力，只有通过各经济部门（包括建筑、交通、工业、炼油、农业、林业等）的大力度减排，才可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建筑部门的碳排放量约占全国总量的20%，如果以建筑全过程（包括建材生产、建筑施工和建筑运行）来看，以2018年为例，中国建筑全过程碳排放总量为49.3亿吨标准煤，占全国碳排放的比重为51.3%。可以说，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及其价值链相关企业，作为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需开展全产业链的节能减排行动。

对于交通部门而言，相关研究存在统计口径上的差别，但大体呈现一致的增长趋势。例如，2013年，交通运输业的二氧化碳排放规模为9.7亿吨；2017年，在交通运输部门排放中占比最大的道路交通，二氧化碳排放近 10.9亿吨，综合来看，交通部门的碳排放占排放总量的比例逐年上升，从2014年的8.6%，上升至2018年的9.4%，2030年将可能达到9.8%，行业减排压力较大。

再以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约10%的纺织行业为例，全球纺织品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15年就达到了1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面料产量占全球总量的50%左右。纺织行业是中国十大温室气体排放行业之一，行业减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企业减排传统驱动因素

在传统的商业逻辑下，企业实施节能减排措施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三个。一，经济效益。企业通过实施节能改造、提升能效等措施，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从而获取财务回报。二，政策法规要求。包括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出台的气候和能源政策法规、强制性标准，奖惩机制，和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各大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提出的环境合规、ESG以及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等要求。三、供应链压力，主要是大品牌企业对其上游供应商提出的环保、气候方面的要求。

此三种驱动因素相互关联，本质上仍然是利益或者说利润主导，而那些不能为企业带来商业利益的环保措施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往往难以被主动采纳。

新冠病毒塑造的新格局

新冠疫情的爆发，在不同程度上颠覆了世界格局、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商业逻辑。传统环保事业面临着思维方式变革，气候变化的传统应对方式也受到了冲击。

各国政府原定于在2020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26）上提交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做出更加严格的减排承诺，以满足将全球温升限制在“远低于2°C”所需的减排要求，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但受疫情影响，COP26推迟至2021年11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全球经济遭受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冲击。世界银行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了4.3%，并且还将长期因疫情的诸多后果而受到抑制。

以行业为例，全球性的人口流动限制措施与消费者信心下降，使服务业遭受重创。其中受到冲击最为剧烈的，是零售、餐饮、酒店、娱乐以及交通运输等需要实体互动的行业。

对产业链而言，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高的行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最为显著，其中，电子、机械和交通运输是近年全球价值链的集中增长点，以上行业的深度参与方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例如2020年初，中国的中间零部件出口量下降了17.2%，使全球众多汽车、电子产品和通讯行业的企业受到影响。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重挫，极有可能导致各国将经济增长置于气候行动之上。在短期，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碳排放大幅降低（上一次碳排放短暂下降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约7％；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一下降仅意味着到2050年全球变暖减少0.01°C，世界仍然朝着在本世纪末升温3.2℃的趋势发展。

显而易见，以经济严重衰退为代价的碳减排不符合人类的利益和发展要求；紧接在暂时的排放降低之后的，很可能是经济恢复期，排放量的报复性的反弹。

不难预见疫情得到控制后的未来至少一到两年，企业将全力恢复生产经营。

在经济下行和全球疫情的双重压力下，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非刚性需求，大概率会被大部分企业降低优先度等级，企业能够投入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人力和精力将更为有限。

据国内一些行业组织的企业可持续发展部门负责人反映，当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后，成员企业中原本对应对气候变化比较有积极性的，表示原计划中的气候行动方案需要放一放。另据一位纺织印染行业的资深专家在国内疫情相对平稳后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走访的观察，约有20%的企业仍在积极进取，加强了节能减排措施，50%左右的企业保持原有计划，还有30%推迟或者减少实施原有节能方案，以保障现金流。

以上观察可能不具有全行业的代表性，但仍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疫情对企业原本就不高的应对气候变化决心造成了进一步的打压。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不断收到各种声音发出的警告，提醒政府、市场、企业都要对系统性风险引起重视。如果说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最大的全球性黑天鹅，那么气候变化就是一只已知的、不断发育的全球性绿天鹅。尽管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多数时候是慢性的，但是由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危害。

“COVID-19是当下人类面临的最紧迫威胁，但我们不能忘记，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UNFCCC执行秘书Patricia Espinosa如是说。

因为疫情，过去不够受重视的气候变化风险，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多数企业却很可能因为急于恢复生产经营并忽视气候变化应对，而暴露于更加无准备的气候风险中，并缺乏应对能力。

一方面，企业的资产、人力和生产能力可能因为极端天气事件蒙受实体损失，从而导致直接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不把气候变化纳入企业战略、不积极进行低碳转型，企业还可能面临一系列与低碳转型相关的政策、法律、市场、技术和声誉方面的风险。

疫情后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策略

尽管人性使我们往往着眼于短期利益，既不愿延迟满足，也难以未雨绸缪，但新冠疫情的警示一再提醒人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顺势而为”。而当前和未来的大势绕不过的几个词一定包括：气候风险管理、成本优化、ESG投资、碳中和。

1 气候风险管理

Eversheds Sutherland和毕马威于2020年11月发布的一份全球调研报告显示，全球企业面临的气候风险成本高达一万亿美元，除了前述的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之外，企业还可能因应对气候变化不当而面临“责任风险”。

这份调研还同时显示，亚洲企业对气候相关风险的报告明显少于其他地区，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亚洲企业对气候风险重视程度不足。

开展气候风险管理，意味着企业：

1）预备充足的时间进行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识别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气候变化应对和适应策略，在消除和降低不利影响的同时，把握潜在的商业机遇；

2）增强自身的气候韧性，使其在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下避免遭受毁灭性的损失和生产能力下降，同时带动价值链企业和利益相关方的联合行动，避免供应链的中断；

3）向投资者和利益相关方及时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应对措施，增强投资者信心。

大部分企业，尤其是占我国企业总数95%以上的中小企业，可能对气候风险和气候韧性的认知度不高。简单来说，在价值链内部，企业可以通过碳核算和碳核查了解自身排放现状，并识别价值链各环节面对的气候风险及机遇，以之作为制定减排目标和应对行动的基础。而对于外部不确定性，则可以通过情景分析，识别未来气候状态下潜在的风险与机遇。

更加详细企业气候风险管理相关内容，可参考C Team与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即将于4月联合发布的《房地产企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指南》。指南获得万科公益基金会、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的支持。本指南梳理了房地产企业面临的典型气候风险，并对房地产企业开展气候风险管理的流程和相关工具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也可为房地产/建筑行业价值链相关企业、以及其他行业提供参考。

2 成本优化

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和消费收缩，导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部分行业洗牌。总的来说，所有企业都更加注重成本控制，而节能节水、提升能效就是成本控制的好途径。

2020年4月，国际能源署（IEA）提出了应对疫情的能效投资策略，文件指出，能效行动能够增加就业机会、节省公共支出、提升产业竞争力、降低能源支出并减少排放。

IEA还提出了三个重点能效领域投资方向。

一是新建节能建筑和既有建筑的节能升级。这类项目具有良好的放大效应并且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房地产企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指南》对建筑节能措施亦进行了详细梳理）。

二是能效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智能电网、电动车充电设施、智慧交通等高能效、高能源系统弹性的基础设施。此类项目不仅能够提供就业机会，还能够减少排放，并且促进清洁能源转型。

三是居民和工商业等领域的技术升级，能够提升生产力、降低能源成本，并促进高效节能技术的更新和升级。例如制造业的电机更换、热能回收和热泵项目，不仅能够帮助企业优化能源成本，也具有很高的环境效益。

在特殊时期，成本控制可以说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尤其对资金规模有限的中小型企业而言，采用最低成本投入，快速实现节能减排，是疫情后在恢复生产经营的同时，能够实现节约成本和减少排放双重效益的最优途径。

3 ESG投资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是一个在现阶段中国投资届仍显小众，但有必要引起投资者和企业双方重视的理念，或者说，趋势。

ESG投资提倡投资者不仅要关注财务回报和投资风险，也要关注非财务因素；同理，企业的ESG实践要求企业不仅要回应股东的利益，也要回应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如环境与气候等外部性、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文化等。

对投资者而言，ESG理念意味着投资行为与长期价值创造保持一致。ESG指标不仅可以反映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也是企业信用品质的重要指标。虽然ESG投资在过去常被误解为伦理投资，但更恰当的理解是，ESG投资就是进阶版的价值投资。已经有大量实证研究显示，高ESG投资策略整体表现优于低ESG组合策略。

对企业而言，虽然目前中国市场暂时还缺乏强制性ESG披露要求和能够与国际同业相比较的ESG指标体系，但已经可以观察到，主流投资圈对ESG的关注度正在逐渐提高。

随着千禧一代成为社会的主力、Z世代逐渐成长，气候、环保、性别平等等议题正逐渐融入投资者的价值观中，将使ESG成为被广泛实践的投资策略。全球最大的ESG研究机构MSCI的最新调研显示，57%的亚太地区机构投资者将在2021年把ESG因素纳入投资分析和决策流程，ESG投资的前景不容忽视。

有学者指出，目前多数ESG投资者的首要考量因素是风险收益而非自身与投资标的的价值观匹配度；但如前所述，气候变化影响显然已经成为投资者难以忽视的风险因素。尤其是疫情后，投资者越发意识到，企业的ESG表现与其抗风险的能力往往呈正相关。

长期来看，ESG方面出现的问题一定会给企业的发展增加成本、造成负面影响。也可以说，ESG不仅仅是未来投资者对企业的要求，更是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

4 碳中和

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再次强调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其中特别指出，在“十四五”期间，“工业领域要推进绿色制造，建筑领域要提升节能标准，交通领域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势必会分解到个体企业之上。相关行业的企业如果率先设立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相一致的减排目标，就可以通过主动转型赢得市场先机。

2018年，欧盟在2050年的气候中性经济策略中提到，“向气候中和经济的转变预计会对GDP产生温和或积极的影响，估计到2050年由此得到的收益将最高达到GDP的2%”。在中国，碳中和可能是未来40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变量。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碳中和的定义是：特定时期内，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二氧化碳移除量相平衡的状态，碳中和也称为净零二氧化碳排放。

在碳中和框架下，我们或许应当首先关注两个问题。

第一，很多企业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途径通常是二氧化碳移除（CDR），即通过植树、森林保护和碳捕集来抵消自身和供应链产生的排放。但是植树造林能够抵消的碳排量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可观，而除了用于抵消实在无法避免的碳排放以外，二氧化碳移除恐怕难以对“将全球温升限制在远低于2°C”的目标作出理想的贡献。因此企业应当首先通过提高能效、利用可再生能源等方式实现减排目标，而非一味依赖二氧化碳移除。绿色和平建议企业清楚地公布其气候计划中利用CDR抵消排放的比例等信息，以防止负面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第二，企业或许不应畏难于大幅减排的难度和挑战，也可以在相关领域捕捉商业机遇。例如到2060年，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将接近100%，整个汽车产业链和配套基础设施都将全面革新；又如高盛预计，中国约二分之一的脱碳都将由清洁能源发电来实现，到2060年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为中国创造4000万个净新增就业岗位；其他值得关注的领域还有氢能、储能、碳捕集、能效与循环经济。而高瓴则瞄准了电力、交通、工业、新材料、建筑、农业、负碳排放、信息通信与数字化等八大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点行业。

总而言之，拥抱“碳中和”才是疫情后经济复苏，企业重塑核心竞争力的正确方式。

企业可以从开展碳核算碳核查入手，了解企业排放状况的基本面，为制定核心业务碳减排目标和措施夯实基础，为进一步技术转型做好知识和资讯储备。

在“碳中和”的大势所趋之下，如高瓴创始人兼CEO张磊所言，企业的主动作为，不仅是应对产业变革的关键举措，也是影响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抉择，将奠定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优势。因此，我们或许不再需要为企业的动力发愁，而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向行业碳中和路径研究、为企业提供节能减排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以及开发相关工具和低成本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