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低碳生活是垃圾分类的航向

新冠状病毒肆意给社会发展造成侵扰时，生活垃圾分类依然列在政府生态治理的案头。当前，生活垃圾分类停留在“形式分类”阶段，实践中，“生活垃圾分类是循环经济的体现”、“后端决定前端”、“垃圾分类就是要养成正确分类习惯”、“垃圾分类要有产业链思维”等是业界主要思维、操作方式，换言之，这些垃圾分类导向“重在利用”，势必导致我国垃圾分类实践重复国外实践的老路中去，并不符合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初衷。如果《循环经济促进法》能够解决垃圾分类难题，还需要加固《环保法》、《固体废物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吗？显然，“重在利用”的发展导向解决不了垃圾分类难题。那么，生活垃圾分类的未来、方向到底在哪里呢？

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垃圾分类是什么样的新时尚？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揭开了谜底：“垃圾分类引领着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此，垃圾分类的发展航向是绿色、低碳生活。如果一味强调“利用”，不能实现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垃圾在源头没有减量，势必造成后端环节的生态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进一步增加，陷入到“只循环不经济”的尴尬中去。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构成了紧迫的可能无法逆转的威胁。数据显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燃烧化石能源等方式释放的碳比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撞击事件所释放的碳元素总量多得多，而且这个过程还在持续之中。目前人类活动每年排放至大气中的碳总量是火山喷发所排放碳总量的40倍～100倍，地球的碳循环已经严重失衡了。为此，所有国家需要合作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目前，各国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

低碳生活为什么是垃圾分类的航向呢？从政策来看，低碳生活包括：绿色消费、绿色包装、绿色产品、垃圾分类、绿色居住、绿色休闲、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等多项生产、生活环节。为实现“绿色低碳生活”，国家出台了《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国发〔2013〕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国办发〔2018〕128号）等政策法规。为此，“垃圾分类”是“低碳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强调，以绿色生活方式为引领，促进生活垃圾减量。

为什么是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呢？窃以为，“垃圾分类”同其他实现绿色低碳生活的方式不同，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存在明显优势。

首先，垃圾分类属于“逆习惯”行为方式，基本上靠“人工操作”才能实现，其他低碳生活方式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趋利避害实现。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生态环境容量允许时，尤其在资源匮乏的年月，是不需要“垃圾分类”的，垃圾分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态环境承载容量超限的产物和要求。生活垃圾不会给人带来直观的经济效益，“垃圾不分类”才是人的自然习惯和选择。因此，“垃圾分类”是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逆习惯”和“倒逼机制”，从而遏制生活垃圾的增量，减少碳排放和温室气体的产生。

其次，垃圾分类是一个倒逼机制，包括“逆习惯”养成和“污染者付费”，居民需要为“非利己”行为支付生活垃圾费用。实践证明，垃圾分类“本身”不会有效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垃圾分类目的绝不是为了“一堆分成几堆”。因此，“污染者付费”是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核心内容，也是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垃圾减量化手段。居民需要为垃圾分类的“非利己”行为付费与其他低碳生活的“利己行为”付费存在根本不同。

最后，垃圾分类处于生产、生活“末端”，能够牵住生产、生活环节的“牛鼻子”。为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了包括“垃圾分类”机制在内的各项制度，一、生产领域“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该制度要求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各个环节。然而，这一制度受制于技术、成本等因素需要长期努力；“限塑令”执行多年，反而“越限越多”。二、快递电商领域，国家规定“绿色包装”机制，出台了《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短期内试图遏制快速增长的快递、外卖垃圾量效果并不理想。

综上，生活垃圾处于生产、生活环节的“末端”，垃圾分类属于“逆习惯”，而且居民需要为“非利己”行为支付“生活垃圾费用”。为此，“生活垃圾分类”能够牵住“低碳生活”的牛鼻子，促进居民“生态觉醒”，有效减少垃圾量的产生，倒逼生产、生活各个环节的绿色低碳化，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