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战“疫”吃劲之时，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的红十字会因救援物资分配问题引发公众质疑，甚至连累整个公益慈善界。中国的红十字会还能重获信任吗？
当看到白底红十字标志时，人们往往联想到“救死扶伤”。
早在1863年10月举行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参加第一次国际性人道主义大会的国家都同意，采用红十字标志，作为所有参加战时医疗与救助活动的人员的保护性标志。
在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但与其他国际成员不同，中国的红十字会并非一个纯粹的社会团体。“中国的红十字会有政府背景，这不用回避。”中国民政部原救灾救济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依循以往惯例，指定省、市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作为接受捐助的专责机构。
然而，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因为救援物资分配不均、捐赠收取管理费等问题，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这无异于在“郭美美事件”等负面影响下，再次大大减损了红十字会的公信度。
“不能因噎废食。”王振耀说，不能因为一个省级和一个市级红十字会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工作瑕疵，就否定红十字会存在的价值。要全面、客观地看红十字会在人道援助中的作用地位和贡献。“截至2月18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湖北省捐赠300辆负压救护车”，“截至2月18日17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款物124851.60万元(人民币，下同)”，“邢台市红十字会收到捐款和物资1600多万元”……中国的红十字会近期收到大量捐赠款物，是人心向善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人们对红十字会仍有期许。
那么，中国的红十字会如何重拾民心？
王振耀指出，在历次重大募捐活动中，“老字号”红十字会都是主渠道和主力军。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社会组织专业性程度相对较弱，尤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显示出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缺憾。而红十字会因其与医疗卫生系统密切的联系，成为救援中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组织。
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2017修订)》对红十字会的职责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强化监管，增加其法律责任。红十字会在疫情下暴露的问题在于“功能错位”，当前要做的是依法承担职责，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在全国有系统分支的人道主义救援力量，是唯一分支机构能直达县甚至乡的救援力量。
王振耀认为，中国的红十字会可借鉴国际经验，调度国内的各种红会系统力量，还可与慈善会系统及其他社会组织一起，建立大联盟，互相协作，共克时艰。
国家建立16省市支援湖北武汉以外地市的对口支援关系。他建议，各个地方应在卫健部门和红十字会及有关医疗专业社会组织的指导下，征召社区志愿服务人员，经过短期的网络培训成为红十字志愿者，协助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开展防治工作。“可以监督，可以要求改进工作，但不是不要红十字会。”王振耀指出，红十字会应当在组织队伍、管理体制机制等各方面加强建设，全面提升救助能力。2018年9月印发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中也明确，要解决红十字会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体制理顺不彻底、基层基础薄弱、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大家是看实际行动的。”王振耀认为，中国的红十字会恢复公众信心有很多事情可做，重点在“做”，希望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能看到更多的红十字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