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会怎么做：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如何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一书，是美国经济学者特吉凡·彼得格撰写的一部通俗性著作。该书通过阐释和对比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对日常生活中四十个问题的见解，既帮助读者以新颖有趣的方式掌握一些重要经济理论的要义，同时，也能帮助人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需要进行决策时有更开阔的思路。
受译林出版社之约翻译完该书，交稿之际，正好看到微信圈内在传递一条信息：上海实行的垃圾分类，也即将在北京推行。那么，关于垃圾分类及回收利用，该书提供了哪些经济学见解呢？由此延伸思考：经济学到底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还是的确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智囊团”的角色？
在城市管理中，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从简单化的角度看，有两种一般性处理办法。一种是由管理者无差别回收后进行填埋（或焚烧），另一种是居民按管理者要求进行严格分类后投放，由管理者进行回收再利用。无疑，随着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管理者会倾向于采取后一种处理办法，即强制性要求居民进行前端的分类投放。但在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下，到底采取哪种办法好，还是要对两种办法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看哪种办法在扣除成本后的相对收益更高。否则，即便是出发点很好，也可能干出违背规律的事。
综合各位经济学大家的观点，把垃圾进行无差别回收，然后进行填埋，其所产生的成本主要有：一是外部性成本。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填埋垃圾的一个主要外部性成本是温室气体排放，几乎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而且问题还在变得日益严重。世界银行估计，城市垃圾将从二〇一二年的十三亿吨上升到二〇二五年的二十二亿吨，而且越来越集中在城市郊区的垃圾填埋场。二是土地成本。建设大型垃圾填埋场无疑要占用大量土地。这对人口密度相对较高而土地资源相对较少的高海拔区域国家来说，日益扩张的垃圾填埋场显然成本太高。土地成本的另一方面，是垃圾场的存在造成周边土地商业价值损失。经济学家估算，居住在填埋场大约三公里内，你的房产价值可能会降低一半。三是导致工业材料及上游产品供应减少。尤其对于废弃的金属制品来说，因为是从矿产中经过工业开采、提炼和加工所得，而矿产资源是用一分则少一分，提炼和加工也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和人力成本，因此，对其进行填埋，会因人为造成稀缺而不断抬高后续开采、提炼和加工的价格。
如果管理者要求居民户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并对其可回收部分再利用，无疑，上述三种成本就会减少支付，由此构成了垃圾分类并回收利用的收益。但是，对垃圾进行分类并回收利用，同样要付出另外的成本，主要也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运输成本，因为收集垃圾将其运至通常比垃圾填埋场更远的回收利用设施，运输成本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二是再回收利用同样需要能耗。按有的经济学家的说法，某些垃圾回收利用需要的能耗，并不低于直接生产新产品的能耗。三是劳动成本。这是最为经济学家所看重的。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垃圾回收利用前的强制分类，尽管节约了管理者处理垃圾的时间，但如果加上家庭进行垃圾分类以及管理者为确保垃圾分类雇用监督者的时间，总社会时间成本将非常高。克拉克·怀斯曼就公开批评，垃圾分类所需的工时经常被低估或被忽视，导致回收再利用的实际成本被低估。考虑到这一点，他认为，垃圾分类在经济效率上可能被高估。对垃圾进行分类并回收利用那些低价值材料的时间，原本可以用来做一些更有利于富有生产性的环境保护工作，“比如用于捡垃圾或研究减少包装数量的方法”。
正因为垃圾回收再利用的成本—收益计算并非一目了然，且管理者大多是把回收再利用的压力，转化为对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强制要求，一些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因而对此持批评态度。比如，史蒂夫·兰兹伯格在《扶手椅的经济学家》一书中就认为，企业其实很清楚哪些再生产品对其更为划算，因此，只要依靠市场进行专业化回收再利用就可以了，而不需要政府去强制进行垃圾分类。政府需要做的，是把市场认为不具备回收再利用价值的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即可。他还解释说，对那些土地并不紧张的国家，牺牲掉一些荒野来填埋垃圾，以换得“不用进行垃圾分类的奢侈”，是值得的。另一个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迈克·芒格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有些垃圾回收成本太高，最可取的办法就是把它压碎然后填埋。“虽然沙地在理论上是有限的，但它毕竟不像时间一样有限和珍贵。”
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中的主流观点是反对垃圾分类和回收再利用。严格来说，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正因为两种简化的一般性处理方法各有优缺点，因此，到底采取何种办法来处理垃圾就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更需要一种组合式策略。做出组合式策略的出发点则是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成本！或者说，最大限度提高社会收益。
为垃圾分类研制的“垃圾分分分”小游戏（来源：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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