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城市垃圾分类与居民地方认同研究

摘要：垃圾无害化处理是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不仅关系城市居民生存环境的健康程度，更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和治理效果的认知与评价。本文运用环境心理学理论，对折射出居民环境认知、个人偏好、预期目标和情感联系的地方认同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社区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及其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评价与其地方认同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居民对政府关于垃圾治理法律法规的认同也能增强其地方认同感。本文建议，未来关于地方认同的研究需要聚焦于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传播效果，总结和归纳城市居民对环境治理成效的归因模式与其地方认同之间的交叉关系。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总要求，我国城市目前开展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的目标之一，是“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从城市环境治理的角度来看，由于空间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不断增加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日益严峻，治理和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不仅是政府维护城市生态品牌、破解社会可持续发展瓶颈的基本职能，更是政府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在保障居民健康生存环境方面的管理能力和管理形象的呈现。2015年，广州市垃圾分类处理项目获得“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范例奖”，其显著的治理成效为环境传播学界研究居民地方认同感及其获得感提供了具有“可视性”的现实案例。

早在2011年4月，广州市就率先出台了全国第一部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地方政府规章——《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提出在2012年建立完善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系统。2015年，市政府又新颁布《广州市餐饮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管理（试行）办法》，第一次对垃圾分类进行全流程的整体管控，明确规定了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置和源头减量等各环节的实施主体及其法定义务，使垃圾治理机构衔接贯通，成为一个集责任与担当于一体的有机治理系统。2017年12月27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再次通过《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2017—2020）》，指定“由市、区人民政府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由市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生活垃圾集中转运、终端处理等场所的污染物排放监测，以及有害垃圾贮存、运输、处置过程中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在垃圾分类制的贯彻与落实中，广州市政府对相关条例和具体实施单位等细节进行了微观调整，使“广州市基本建立起一个融资源循环处置利用和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为一体的机制，初步探索出一条具有特大型城市特点和广州特色的垃圾分类路子，由全国首批试点城市成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到2017年1—6月，广州生活垃圾处理日均处理量1.95万t，同比增长5.9%。可以说，广州‘垃圾围城’危机已基本破解”。本文根据“地方认同”理论的研究思路，试图回答“城市垃圾治理对居民地方认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公众对政府垃圾治理政策和治理效果的认知与其地方认同感的形成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

文献综述

1978年Proshansky将“地方认同”概念引入环境心理学研究领域。他认为“地方认同是自我的一部分，是通过人们意识和无意识中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价值观、目标、行为趋势以及技能的复杂交互作用，确定的与物理环境有关的个人认同”。地方认同有三个维度：认知描述维度、情感评价维度、环境与个体社会角色相关的意动功能，即地方认同反映了居住者对地方的认知、情感联系，与居住者的社会角色、个人的偏好和预期目标等存在着相关关系。因而，城市的环境建设以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和价值追求为目标，建设成就越高，越能满足居住者的预期，获得其地方认同的评价指数就越高，而且具有较强地方认同的居住者往往会产生更加负责任的环保行为。凯乐等从心理学关于人类认知对态度和行为影响的研究视角，对住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交界处的居民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对自然资源的认知与个体情感纽带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即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资源的共享能增加居住者的日常生态保护行为及其亲环境态度，有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而表现出较高地方认同的居住者不仅对政府资源保护政策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意愿，而且具有更高的亲社会倾向。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有过相同的体验，当一个人对其喜欢的地方进行描述时，他/她的记忆标签中无一例外地连接着某个物理环境与他/她的心理感受机制之间的联系，这种物理环境里蕴含着与人的尊严或情感一致的精神获得感及某种物理氛围的满意度，个体正是在以上获得感的“意动”下产生了对此地的依恋感和归属感。

萨宾将环境治理绩效与地方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调整了研究方法，将居住地环境的变化作为因变量，发现居民的地方认同由他们所描述的环境情节所引导，而这些情节的叙述来自媒体的叙事报道。于是，萨宾提出将媒介接触和生态恢复工程的人际参与作为地方认同建构的中介变量，结果，环境治理的绩效变量作为一种归因框架亦成为影响地方认同乃至政治认同的一个显著因素。其他学者则试图证明环境治理与地方认同相互间的双向影响，如杰瑞指出，具有较强地方认同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具有更加负责任的环保行为；地方认同感也会影响居民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因而，亲环境态度和地方认同是公众环保行为的良好预测因子，如将高风险的工业项目引入某地将会对人们的地方认同产生消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居住满意度亦是预测地方认同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因子。相关学者已证明，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居民对环境的评价亦是预测其“社区依恋感”（communityattachment）的显著因素。以上研究表明，环境治理与地方认同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基于不同的文化特征、环境特征、研究背景和调查样本的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并且“地方依恋感”与地方认同有一定的区别，也有一些相重合的内涵。如地方依恋感更多地指向居民与居住地的情感联系，而地方认同则是居民对整个居住地的环境和发展状况的一种赞同与心理支持。

国内相关学者针对环境治理与地方认同的关系也展开了一系列应用型研究。学者杨向华和周杰系统地研究了城市垃圾治理所能达到的社会效益，提出“城市形象对内可以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唤起社区成员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对外它是现代社区管理的品牌，可以通过良好形象的建立，在国际国内赢得自己的发展地位，进而实现更丰厚的社会经济效益”。庄春萍和张建新在前述“地方认同是通过人们意识和无意识中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价值观、目标、行为趋势以及技能的复杂交互作用、确定的与物理环境有关的个人认同”之界定的基础上，将地方认同形成机制与个体的主观意识和环境的动态变化以及个体的环境行为联系在一起，发现地方认同不仅在社区建设中更利于形成社区凝聚力，而且有利于增强居民对管理机构的信任度。

上述研究成果显示，由城市社区展示的垃圾管理成效将直接影响居民对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形象及其治理能力的评价。因此，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城市居民的地方认同来自其对居住地社区“宜居宜业度”的判断，其地方认同的影响变量还包括居民对居住地环境的应然性预期、对管理者的信念（包括机构、政策、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和执行效果）、居民对居住地就业和发展前景的评价及其对该城市的治理成效在多大程度完成其预期的评估和判断也将作为影响其满意度和归属感的要素。

研究方法与过程

样本数据收集

本课题组于2018年1月18日至2月5日就广州市垃圾治理效果以广州市社区为抽样单位对居民的地方认同进行了问卷调查。样本总框架来自天河区、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白云区、黄埔区、番禺区、增城区、从化区、花都区、南沙区11个区域，按照每个区的人口比例、人口密度和城市地理位置的变化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每个区随机抽取1～2个居民社区，再在社区内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400份，其中有效问卷373份，有效率为93.25%。研究样本职业统计和人口特征统计情况见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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